【谈金论策】民营企业的三重角色:增长基石、创新策源与协同枢纽
当《哪吒2》以文化符号撬动万亿春节消费市场时,杭州“六小龙”正用人工智能(AI)大模型重构全球技术秩序,2025年的中国民营经济在冰火碰撞中淬炼出独特韧性——它们以占市场主体90%以上数量的体量支撑着我国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并承受着产业链重组与创新突围的双重考验。这场在文化消费与硬核科技领域同时展开的突围战,正将民营企业推向经济压舱石、创新策源地与政策协同体的三维坐标交汇点。
增长基石:在逆风局中筑牢增长基本盘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毛细血管”,民营企业在关税壁垒高企与经济增速换挡的双重压力下,正以更具韧性的就业承载体系支撑社会稳定。其占市场主体90%以上数量的庞大基数,通过零工经济、共享用工等灵活形态,为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等群体编织出多层次就业网络。当传统制造业岗位随产业链外迁缩减时,民营企业在社区团购、即时配送等新业态中创造着动态平衡机制。这种既保障就业规模又优化就业结构的双重效能,使其成为经济转型期的社会稳定器。
在消费升级与市场收缩的辩证关系中,民营企业展现出需求端的精准触达能力。不同于过往规模扩张逻辑,头部企业正通过数字化改造重构消费生态:中汽协发布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品牌借力“以旧换新”政策,将绿色消费嵌入民生改善工程,带动2024年新能源汽车零售量增长39.7%。直播电商平台依托AI算法,构建“需求预测—柔性生产—精准营销”的闭环体系。这种从产品输出到价值创造的跃迁,带动2024年我国消费市场实现了平稳增长。
民营企业投资的制度性突围正在重构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创新,民营资本突破传统垄断领域准入壁垒,构建起“国有主导框架+民营技术嵌入”的共生模式。这种变革本质上是科斯定理在中国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随着政策确定性增强(如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5.27万亿元民间投资清单),民营企业通过模块化投资重塑产业链协同网络。如特变电工参与特高压设备国产化进程,打破关键技术封锁。“政策松绑—技术响应—生态重构”的传导机制逐步显化,标志着民营资本完成从市场跟随者向现代化产业体系基础性力量的转型。
外贸领域则成为检验民营企业韧性的终极试炼场。面对持续加码的关税施压,头部企业以“技术突围+模式创新”双轨破局。通过国内大循环培育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体系,实现国际国内市场双向赋能的格局升维。
创新策源:重构中国式创新的底层逻辑
民营企业的创新实践正在突破“实验室—市场”的线性模式,形成“需求牵引、应用反哺、生态协同”的立体化创新范式。这种范式演进的理论内核,是阿罗“干中学”理论与中国市场纵深特性的深度耦合:在上市企业(民营上市企业占比63.08%)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民营企业占比79.55%)构成的重点企业创新矩阵中,民营企业通过市场端高频迭代倒逼技术端持续进化,使民营企业实用新型专利数量达到全国专利总量的33.39%,这一微观数据成为“渐进式创新”理论的最佳注脚。
更深层的制度突破在于“逆向创新链条”的构建。上奇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24)》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民营企业中,具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将近一千家,主要聚焦产业共性技术攻关,将应用场景的复杂性转化为基础研究的驱动力。这种从市场需求端向基础研究端的价值传导,完成了从“技术追赶”到“标准定义”的质变。
更具革命性的是创新生态的重构。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民营企业占比92.81%)构成的“创新毛细血管网”,与工程研究中心(民营企业占比20.39%)形成的技术转化节点,共同构成“分布式创新系统”。每个细分领域的民营企业,通过捕捉特定场景的技术痛点(如极兔速递在东南亚用AI分拣破解地址模糊问题),将零散创新整合为系统性突破。当这些创新通过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网络交叉赋能时,便形成远超单一企业研发投入的“创新涌现效应”。
这种创新范式的独特价值,在于将中国市场的“复杂规模优势”转化为技术突破的“生态压强”。这种根植于实践沃土的创新策源机制,正在改写全球创新版图,从被动融入国际创新链,到主动构建以中国市场为基座的全球创新网络。
双向挤压:双重锁定下的突围困境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度重构,民营企业面临内外压力的“双向挤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结构性权力失衡。发达国家通过关税壁垒(如美国对华加征高额关税)与碳关税(如欧盟CBAM机制征收60~100欧元/吨碳成本)构建制度性挤压,其本质是通过规则性权力争夺重构全球产业链分工。关税壁垒直接推升中国出口成本,而首批纳入碳关税的钢铁和铝行业未来每年将为此分别支付达2.5亿~3.6亿欧元。
同时,企业长期形成的技术依存惯性,使国内供给体系与需求升级之间形成结构性脱节。当外部技术输入主导供给结构时,企业往往陷入“效率优先”逻辑,专注于规模化生产与成本控制,导致供给端集中于低附加值产品。而需求端随着消费升级不断向高端化、个性化跃迁,形成“低端供给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的错配。这种供需失衡的根源在于技术路径依赖压制了供给侧的弹性:既有的技术标准和生产流程难以响应需求侧的非线性跃变,形成创新动力与市场需求的双向阻滞。
政策协同:政策的精准协同成为破局关键
第一,制度创新与法治保障并进,优化营商环境。中国已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举措,显著提升营商便利度。法治化框架逐步完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及地方配套法规的出台,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稳定预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破除所有制歧视和地方保护壁垒。未来,“流程优化”进一步转向“制度重构”,可以重点强化三方面:深度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等领域构建非对称性制度优势;推动“运动式监管”向“信用+风险”导向的常态化监管升级,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以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重塑政务服务体系,实现政策精准推送与企业诉求智能响应。
第二,结构性工具与市场机制耦合,实现财政金融政策协同。财政资金通过风险补偿、贷款贴息等工具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形成“财政搭台、金融唱戏”的联动模式。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等专项政策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资本市场改革助力直接融资占比提升。未来,进一步破解“政策碎片化”与“传导阻滞”难题,可以重点推进以下三方面:发展绿色债券、科创票据等结构性金融产品,探索财政贴息与碳金融工具的组合运用;优化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与全国性市场互联互通,增强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的适配性;构建政府性融资担保、保险分险与市场化征信的立体化风险缓释体系,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溢价。
第三,生态重构与动力转换并行,鼓励创新突围。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制造业中试平台等基础设施的规模化建设,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机制创新,激发了民营企业参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积极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普惠工程的实施,降低了创新主体的制度性成本。未来“技术追赶”转向“制度突围”,可以聚焦三层次:加大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占比,探索“长周期资助+宽容失败”的科研管理机制;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联合体建设,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体系;通过税收优惠、政府采购倾斜等政策,引导企业将资源向原始创新与颠覆性技术领域配置,打破“引进—改良”的路径依赖。
通过制度供给、资源配置与创新动能的协同升级,以营商环境优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财政金融协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以创新生态重构培育内生增长动力,形成“制度—市场—技术”三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范式。通过制度创新与市场活力的共振,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以韧性对冲风险、以规则重塑优势”的突围路径。
总结
美国政府滥施关税下,全球贸易有踏入凛冬的危险,中国民营企业唯有化身破冰船,在制度性供给与创新生态的共振中突围。当单边主义试图冻结国际循环时,我们更需以竞争中性原则破除藩篱,以分布式创新瓦解技术霸权,让民营经济的韧性转化为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推进剂。这既是突破非对称竞争的现实抉择,更是民族复兴征程上不可替代的市场原力。(作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博士生、《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课题组)实习生 刘柯言)
编辑:杜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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