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金论策】从制造到智造：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的生态重构与价值跃升

先进制造业以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为核心，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等战略性产业，强调生产数字化与生态化；现代服务业则依托知识、技术与数据要素，聚焦研发设计、金融科技等高附加值领域。二者的深度融合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通过技术嵌入、要素耦合、业务关联和市场整合，打破传统产业边界，衍生出智能工厂、柔性定制、全生命周期服务等新业态，推动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跃升。例如，装备制造业向系统集成和工业软件领域延伸；汽车制造构建智能网联生态，拓展充换电及后市场服务；金融通过供应链融资支持产业升级等。

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深化业务关联、链条延伸、技术渗透的融合路径，并围绕原材料、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部署十大任务。此后，“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将服务型制造列为制造业优化升级的核心方向。政策实施中，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两批试点（40个区域、80家企业）形成示范效应。地方层面，河南、湖南等地结合区域产业特色，提出“嵌入式”“强链式”融合路径，并配套用地、金融等要素保障。

随着政策引导、试点突破，我国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成效显著，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四》显示，在产业规模上，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2023年我国规模以上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达119万亿元，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细分领域年均增速均超10%，显著提升了制造业研发效率与生产效能。技术赋能层面，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覆盖全部工业大类，2023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35万亿元，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数量全球领先，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规模超3.2万亿元。政策试点方面，国家通过两批试点形成梯度推进格局，覆盖40个区域和80家企业，培育出个性化定制、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新业态，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例如，原材料工业向绿色循环经济转型，装备制造业向系统集成服务延伸，消费品工业依托大数据实现柔性化生产。这一系列成就标志着我国产业体系正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转型，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筑牢根基。

然而，我国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仍面临结构性矛盾。首先，行业覆盖呈现显著分化。融合实践高度集中于装备制造、家电等基础较好的先导领域，而原材料、消费品行业仍以技术模仿为主，缺乏自主创新突破。其次，中小企业转型动能不足。中小企业受制于资金短缺与人才断层，仍固守传统制造模式，服务化转型仅停留在基础信息化阶段，难以承担总集成、总承包等高附加值业务。第三，跨产业协同效率低下。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间缺乏深度分工机制，关键技术标准与利益分配机制尚未统一。这些瓶颈反映出我国两业融合（即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仍处于“点状突破”阶段，亟需通过政策引导、要素整合与生态重构实现系统性跃升。

因此，我国仍需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要素保障为支撑、生态协同为方向，构建系统性政策支持框架。一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破除产业边界与政策壁垒。加快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统一融合项目准入标准与统计监测体系，探索“服务+制造”混合用地模式，优化财税金融工具，设立专项引导基金支持中小企业服务化转型。二是强化要素精准供给，推动土地、人才、数据资源向融合领域倾斜。推广“数字工匠”培训计划，完善“制造+服务”交叉学科体系，加快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节点与区域数据中心布局，降低中西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三是完善生态治理机制，建立覆盖研发、生产、流通的全链条利益共享与风险分担体系。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与数据交易所互联互通，构建跨行业数据安全流通标准，鼓励制造业企业联合服务商建立循环经济联盟，实现技术、资本与生态价值的闭环循环。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是顺应全球产业链重构、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抉择，也是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跃迁的核心路径。当前，我国通过政策引导与试点实践，已在技术赋能、业态创新、产业链协同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产业基础失衡、要素错配等挑战仍待破解。面向未来，需以制度创新破除体制机制壁垒，以数字基建与人才培育强化要素供给，以生态协同释放融合乘数效应。唯有坚持“创新驱动、场景牵引、生态共建”的发展逻辑，方能将两业融合的“规划图”转化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景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全球产业链竞争中占据先机。（作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博士生、《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课题组）实习生 刘柯言）

编辑：杜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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