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绿色金融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2026年半年报季，国有六大行交出了一份引人关注的绿色金融答卷。截至6月末，六大行绿色贷款余额合计约27.8万亿元，占全国绿色贷款余额约57%，主力地位进一步巩固。绿色信贷增速虽有分化，但总量突破27万亿元、在各项贷款中的占比持续提升。这些数字本身已足以说明：绿色信贷已成长为银行资产配置的重要赛道。

与此同时，绿色债券市场也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上半年绿色ABS发行1306.53亿元，占绿色债券发行总额的30.5%，超过绿色金融债和绿色中期票据，首次跃居各品种之首；民营企业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占比由去年同期的1.86%升至约16%，长期以国企和金融机构为绝对主体的格局也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这些变化引出一系列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三套标准统一之后，执行层面的制度闭环能否及时跟上？绿色信贷增速分化，是否意味着规模竞赛已进入新的阶段？当融资从“纯绿”向“转型”延伸，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转型路径中的潜在风险？绿色ABS跃居首位，是否标志着定价逻辑正从“主体信用”向“资产信用”发生根本性转换？而碳减排信息披露的滞后，又将如何影响绿色金融的市场公信力？以下试从五个维度逐一分析。

一、标准统一：里程碑之后，执行才是关键

2025年6月，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将此前并行多年的绿色债券支持标准、央行绿色贷款统计口径和金融监管总局绿色贷款统计口径三套标准统一于一册。

这一事件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降低识别成本。过去同一项目在不同标准下可能存在认定差异，金融机构需要多口径重复识别，统一目录使“绿色”有了全国通行的统一语言。第二，压缩套利空间。标准分立时期存在跨口径贴标套利的可能，统一后监管与市场监督的坐标一致，不合规操作的生存空间被显著压缩。第三，为风险定价奠定基础。可比的绿色资产定义是信用利差体系细化、绿色资产证券化穿透式认证的前提，即没有统一的资产分类，就难以实现精细化的风险分层。

但需要强调的是，标准统一只是起点，而非终点。目录解决的是“什么算绿色”的问题，而市场公信力取决于“如何验证绿色”——认证、披露、核查三个环节的制度闭环仍需持续加固。标准的价值，最终要靠执行来兑现。

二、增速分化：规模扩张进入新阶段

上半年六大行绿色贷款增速差异明显：工行总量最高（超7万亿元）但增速相对平缓（约4.48%），中行环比增速最快（13.32%），农行为10.4%，建行、交行、邮储保持在8%—9%的稳健区间。

增速差异反映出各行战略定位、客户结构与区域布局的不同。工行基数最大、增速相对较慢，主要是基数效应所致，在7万亿的体量上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都意味着千亿级投放。同时，其客户结构中国有大型能源企业占比较高，这类主体的绿色项目释放节奏相对平稳。中行增速较快，与其国际化战略直接相关，清洁能源、绿色基础设施“走出去”项目的融资需求，叠加境内绿色信贷的补位式扩张。农行10.4%的增速得益于县域绿色金融的独特生态，农村清洁能源、生态农业与乡村振兴战略形成良性互动。

从趋势上看，绿色信贷的规模化高速扩张阶段正在逐步过渡。随着基数抬升，全行业增速将自然回落，竞争的重心将从“谁投得多”转向“谁定价准、谁风控好”。下一步观察六大行，更应关注三个质量指标：绿色信贷的资产质量迁徙情况、环境效益（碳减排量）披露的真实性与颗粒度，以及绿色项目不良处置的实践经验。第三点一旦出现，将是对全行业风险定价能力的重要检验。

三、从“纯绿”到“转型”：延伸中的风险

绿色信贷正在从“纯绿”向“转型”延伸，这一趋势已具确定性。三重信号相互印证：政策层面，新版目录已纳入转型类项目，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2026年初扩围至节能改造、绿色升级等领域并延续实施至2027年末；市场层面，转型类债券（含低碳转型挂钩债）上半年发行明显放量；机构层面，六大行信贷投放目录中，资源循环利用、节能降碳改造等“减碳”而非“纯绿”的品类增速领先。

需要承认的是，转型金融的识别与评估难度高于纯绿金融。绿色项目认“属性”，风电光伏天然具备绿色属性；转型项目认“路径”，一个钢厂的转型是否可信，取决于其减排目标与科学碳目标的兼容性、基准线设定的合理性，以及减排效果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MRV）。这要求银行具备三方面能力：对行业脱碳技术路线的产业研判能力、对关键绩效指标（KPI）结构化设计的能力，以及对转型主体整体转型计划（而非单笔交易）的评估能力。

这里有一个需要正视的风险点：转型金融是“假转型”风险的易发地带。纯绿资产的漂绿尚有目录可查，转型项目则可能存在目标设定过于宽松、基准线虚高、转型计划与实际投资脱节等问题。识别的关键是引入独立第三方对转型路径科学性的验证，并推动转型金融目录与转型企业标准的尽快落地，让“转型”同样有章可循。

四、范式转换：从“主体信用”到“资产信用”

比融资端变化更深刻的，是投资端的逻辑切换。绿色ABS的崛起，本质上标志着绿色金融从＂主体信用＂时代迈向＂资产信用＂时代。

在主体信用框架下，绿色债券的定价锚是发行人的资产负债表和股东背景，其结果是资金天然流向国企和金融机构，绿色金融成为传统信用体系的“绿色版”，并未真正打开风险定价空间。而ABS的定价锚是底层资产的现金流：一个风电场的发电收入、一个光伏电站的电费应收款、一批新能源汽车的贷款池。风险与收益的对应关系第一次回到了资产本身。

银行在绿色债券市场的角色，正在从单纯的“承销中介”向“绿色资产的创造者、定价者和持有者”演进——承销赚的是费用，投资和资管持有赚的是风险定价的收益。这一角色转换的深意在于：谁先建立对底层绿色资产的独立定价能力，谁就掌握下一阶段的主动权。

五、信息披露：有待完善的环节

碳减排支持工具本质上是“带激励的定向再贷款”。金融机构以1.75%的优惠利率获得央行资金，前提是按季度披露贷款带动的碳减排数据。信息披露不是附带义务，而是这一工具得以存在的基础：它是政策效果评估的依据，是防止资金“洗绿”的闸门，也是市场理解绿色信贷真实环境效益的窗口。然而，六大行披露进度不一，多数停留在2025年一季度或更早的披露状态，意味着这道闸门近一年处于未完全开启的状态。

披露滞后的原因有三：一是数据链条长——项目层碳减排量的核算依赖方法学，从项目公司到分支机构再到总行归集，周期天然较长；二是激励约束不对称——工具延期后的额度与考核要求、披露义务的衔接规则有待进一步明确，机构披露的主动性自然下降；三是核算方法学不统一——同一项目在不同方法学下减排量差异可观，机构倾向于＂等标准、观同行＂。

笔者的建议有三条。第一，将碳减排数据披露从工具附加义务升级为强制披露框架的一部分，与国际上PCAF（碳核算金融联盟）等方法学接轨，统一颗粒度。第二，引入第三方核查，让披露数据可验证、可比较，增强公信力。第三，把披露质量与工具使用资格直接挂钩——披露不及时、不完整的机构，下一批次额度相应调减。随着工具延续至2027年末并扩围，全年不超过8000亿元的操作规模对应的环境责任，理应匹配更高标准的透明度。绿色金融的公信力，一半来自标准，另一半来自披露。

六、下一阶段：质量、纪律与技术

回到基本观察作一个总结。六大行半年报展示的27万亿元绿色信贷和持续放量的绿色债券，证明中国绿色金融的“第一增长曲线”——规模扩张已经确立。而下一阶段的竞争，将围绕“第二增长曲线”展开：质量与风险管理能力的竞争。标准统一解决了什么算绿，穿透式认证解决如何验证绿，压力测试与估值工具解决绿资产值多少钱。这三问的答案，将决定绿色金融能否穿越周期。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绿色金融服务的对象正在快速“技术化”。AI、数据要素、生物基因工程、固碳碳汇等新赛道，既是绿色转型最深层的驱动力，也是传统金融工具较难覆盖的领域。它们普遍具有无形资产占比高、现金流不确定、技术迭代快、缺乏抵押物的特征，传统信贷的风控逻辑在此面临挑战。如何为这类资产估值、如何防范技术风险，现有的资产评价体系、知识产权认证与评估体系都还不够完善。绿色金融若不能攻克无形资产和技术资产的定价难题，就无法真正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破解之道不在回避，而在加快完善资产评估、知识产权认证、数据资产定价这一整套基础设施。在绿色金融从大到强的转折点上，质量比规模更重要，纪律比速度更重要。这个道理，对银行如此，对整个金融体系亦然。（作者：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刘锋）

编辑：杜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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